一间咖啡厅 一段时代 (台北画刊108年3月)发布日期：2019-03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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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着自己的台北咖啡厅地图，按照心情在不同的咖啡厅工作与阅读。近来所选的咖啡馆似乎都有一些特性，它们不是时下讲究单品咖啡的时髦咖啡厅，而是带点历史的痕迹，这些痕迹或许来自於它的建筑、故事或是时代性。
以历史来说，台北人对於咖啡厅的初体验，可以从1935年「始政40年台湾博览会」制作的旅游案内地图看见「日活」、「永乐」、「芳野」、「巴会馆」、「美人座」及「明治」等店家的位置，大都聚集在大稻埕附近。除了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聚集在咖啡厅，民国初年的文人郁达夫在1936年底造访台湾时，也曾在「明治」吃茶店与台湾当时的文人聚会。当时的台北，成为日本南方的都会，咖啡厅这些现代性的初体验也在台北知识分子间传播开来。
战後由於长期的戒严，文化界与知识分子转趋保守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文人在咖啡厅谈的是「纯」文学，免得和政治产生任何的关系。文人聚集的咖啡馆主要围绕於台北市中山堂周边，「朝风」位於中山堂对面的永绥街上，「明星」、「田园」则分别位於距中山堂不远处的武昌街及衡阳路上。
在这麽多咖啡厅当中，又以「明星」的名气最大。台湾战後文学界的现代文学论战，都有着「明星」的影子。白先勇在〈明星咖啡馆〉中写着：「台北虽然变得厉害，但总还有些地方，有些事物，可以令人追思、回味。比如说武昌街的『明星』，『明星』的咖啡和蛋糕。」1960年代「明星」的情景，在白先勇笔下是一段年轻的美好回忆：「那时『明星』文风蔚然。《创世纪》常在那里校稿，後来《文学季刊》也会在『明星』聚会。记得一次看到黄春明和施叔青便在『明星』二楼。1960年代的文学活动大都是同仁式的，一群文友，一本杂志，大家就这样乐此不疲的做了下去。」
当时的文人在「明星」中讨论法国的存在主义，看着新浪潮的电影，听着披头四的音乐，欣赏超现实主义的画作，享受着布尔乔亚的文化氛围。然而，只要了解60年代在欧美发生的学生运动，就知道这些在「明星」当中的年轻人只是碰触到当时西方文学、电影与艺术的皮毛。因为他们没有触及到戒严体制的一切，参与「明星」的除了陈映真外，也大都是具有追求生活品味和背景的作家。
▲双层的点心盘，彷佛是旧时代的缅怀情调。（摄影／胡川安）
「明星」代表的是一个禁锢与高压统治时代中，文人逃避时代现实，投入纯粹文艺创作交流与发声的场所，这些作家不问苍生，只存在文字的世界。当台湾的社会力在解严後被释放出来，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是发声的地点，「明星」的历史地位也走向了终点。
「明星」在1989年歇业，那时我只有十岁，自然不可能去过。高中时嗜读一些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作品，对於「明星」也只能缅怀，当大学时我在台北车站附近走动，经常都是在附近的「秋海棠」消费大量的艺术电影，每当走过台湾省城隍庙时，看到对面的武昌街7号已经不是「明星」咖啡厅，而是居仁堂素食餐听，台北的确如白先勇所说的「变得厉害」。2002年4月居仁堂大火，让「明星」重回媒体的注意，也再度得到艺文界的关注，获得重生的机会。
重生的「明星」咖啡厅，尽量依照当初的设计，俄罗斯风格依然。朴素暗红的桌椅，在墙上装置几盏壁灯，简单的窗帘和台灯，没有太多的繁琐装饰，呈现出安静气氛。我在这里点了壶茶和双层的点心，从中午一直坐到晚间，新的「明星」也有了无线网路设备。
▲重生的明星咖啡厅还保有些许过往的气息。（摄影／高赞贤）
傍晚时，外面的台北市台湾省城隍庙亮灯，我看着窗外，又望着室内，感觉有点不搭，这似乎就是「明星」与台湾社会的关系。它曾是青年感受60年代反体制、反权威思潮却不敢反抗当时体制的场所。当台湾的政治禁忌逐渐打破，社会力展现出来了，它却走向衰落。当「纯」文学已经结束，网路语言与时代来临，它成为对一个旧时代的缅怀。
胡川安
生活中的历史学家，喜欢从细节中理解时代、从生活中观察历史。目前为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、「故事：写给所有人的历史」（gushi.tw）网站主编，着有《和食古早味：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》、《食光记忆：12则乡愁的滋味》等书。
文／图：胡川安、高赞贤
以历史来说，台北人对於咖啡厅的初体验，可以从1935年「始政40年台湾博览会」制作的旅游案内地图看见「日活」、「永乐」、「芳野」、「巴会馆」、「美人座」及「明治」等店家的位置，大都聚集在大稻埕附近。除了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聚集在咖啡厅，民国初年的文人郁达夫在1936年底造访台湾时，也曾在「明治」吃茶店与台湾当时的文人聚会。当时的台北，成为日本南方的都会，咖啡厅这些现代性的初体验也在台北知识分子间传播开来。
战後由於长期的戒严，文化界与知识分子转趋保守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文人在咖啡厅谈的是「纯」文学，免得和政治产生任何的关系。文人聚集的咖啡馆主要围绕於台北市中山堂周边，「朝风」位於中山堂对面的永绥街上，「明星」、「田园」则分别位於距中山堂不远处的武昌街及衡阳路上。
在这麽多咖啡厅当中，又以「明星」的名气最大。台湾战後文学界的现代文学论战，都有着「明星」的影子。白先勇在〈明星咖啡馆〉中写着：「台北虽然变得厉害，但总还有些地方，有些事物，可以令人追思、回味。比如说武昌街的『明星』，『明星』的咖啡和蛋糕。」1960年代「明星」的情景，在白先勇笔下是一段年轻的美好回忆：「那时『明星』文风蔚然。《创世纪》常在那里校稿，後来《文学季刊》也会在『明星』聚会。记得一次看到黄春明和施叔青便在『明星』二楼。1960年代的文学活动大都是同仁式的，一群文友，一本杂志，大家就这样乐此不疲的做了下去。」
当时的文人在「明星」中讨论法国的存在主义，看着新浪潮的电影，听着披头四的音乐，欣赏超现实主义的画作，享受着布尔乔亚的文化氛围。然而，只要了解60年代在欧美发生的学生运动，就知道这些在「明星」当中的年轻人只是碰触到当时西方文学、电影与艺术的皮毛。因为他们没有触及到戒严体制的一切，参与「明星」的除了陈映真外，也大都是具有追求生活品味和背景的作家。
▲双层的点心盘，彷佛是旧时代的缅怀情调。（摄影／胡川安）「明星」代表的是一个禁锢与高压统治时代中，文人逃避时代现实，投入纯粹文艺创作交流与发声的场所，这些作家不问苍生，只存在文字的世界。当台湾的社会力在解严後被释放出来，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是发声的地点，「明星」的历史地位也走向了终点。
「明星」在1989年歇业，那时我只有十岁，自然不可能去过。高中时嗜读一些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作品，对於「明星」也只能缅怀，当大学时我在台北车站附近走动，经常都是在附近的「秋海棠」消费大量的艺术电影，每当走过台湾省城隍庙时，看到对面的武昌街7号已经不是「明星」咖啡厅，而是居仁堂素食餐听，台北的确如白先勇所说的「变得厉害」。2002年4月居仁堂大火，让「明星」重回媒体的注意，也再度得到艺文界的关注，获得重生的机会。
重生的「明星」咖啡厅，尽量依照当初的设计，俄罗斯风格依然。朴素暗红的桌椅，在墙上装置几盏壁灯，简单的窗帘和台灯，没有太多的繁琐装饰，呈现出安静气氛。我在这里点了壶茶和双层的点心，从中午一直坐到晚间，新的「明星」也有了无线网路设备。
▲重生的明星咖啡厅还保有些许过往的气息。（摄影／高赞贤）傍晚时，外面的台北市台湾省城隍庙亮灯，我看着窗外，又望着室内，感觉有点不搭，这似乎就是「明星」与台湾社会的关系。它曾是青年感受60年代反体制、反权威思潮却不敢反抗当时体制的场所。当台湾的政治禁忌逐渐打破，社会力展现出来了，它却走向衰落。当「纯」文学已经结束，网路语言与时代来临，它成为对一个旧时代的缅怀。
胡川安
生活中的历史学家，喜欢从细节中理解时代、从生活中观察历史。目前为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、「故事：写给所有人的历史」（gushi.tw）网站主编，着有《和食古早味：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》、《食光记忆：12则乡愁的滋味》等书。文／图：胡川安、高赞贤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