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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茶事业是推动台湾早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，日本时代今大稻埕民生西路南北两侧，茶行林立，进入这行业，差可比拟现今之台积电，生意做到全世界，赚进大把银子。

日本时代所谓的「亭仔脚」其实是公有地，不可随意堆置物品，或据为己有，但在茶叶上市期间则例外，特允许在骑楼制茶，根据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出版的《台北市路街史》有一段文字描写大稻埕忙碌期间的街景：「……每年3 月初至10 月为春、夏、秋茶上市之制茶旺季，通街充满茶香与花香，使大稻埕成为最香的城市，拣茶妇女往来络绎於途……各茶馆前之亭仔脚，挤满拣茶妇女，茶箱、茶簳塞满亭仔脚每一角落，堆积如山……拣茶女工不足时甚而以长竹篙围追行路妇女加入赶工。」看来日本警察再凶，也必须顺应民意、网开一面让创汇的茶行好做事。

茶行殷赈，後来台北市政府选定「新芳春茶行」作为保存台湾茶文化的重要场所，以「活的茶叶故事馆」、「茶文创发展平台」与「以茶会友」三大主轴，为新芳春茶行注入创新、活化的能量。这座茶行气势非凡，系一栋三楼高、连续三开间的街屋，纵深三进，因为量体大而有穿心廊及日月双井的设计。在空间分配上，有别於一般长屋设计，一楼前方为店面，後方为茶叶烘焙与加工厂及仓库等，二楼系办公与会客大厅，三楼则是公妈厅及家族起居空间，其中家具、木雕与楼梯扶手皆属技艺精湛之产品，台北现今保有这种建筑者也非常罕见，足资想像当年王家渡海来台的经营决心。

修复後的新芳春茶行。

新芳春茶行的出现，是因为福建安溪人王芳群，他本来是和人合资经营「芳春茶行」出口茶叶到南洋，可是因为家乡盗贼横行，老是被勒索，所以决定举家移民到日本治下相对治安良好的台湾，先遣其子王连河买下台北市日新町贰丁目拾壹番地（今民生西路309 号）两块地皮与房产，独资经营「新芳春茶行」。

从老地图来看，新芳春的厝边几乎全为茶行，如「蚁兴记茶行」、「悦记茶行」、「文裕茶行」等，对街还有「大和茶行」，1930年代茶行栉比鳞次，其中大部分已经消失，只有文裕茶行的旧观奇蹟般地被保留下来。而文裕茶行「可怜一片无瑕玉，误落风尘花柳中」，1964 年被改成「杏花阁大酒家」。这里的地址战前为台北市太平町四丁目一番地（今民生西路321 号），老板名唤林九畴，後传承给林东辉。

近年来一些私人收藏公诸於世，茶工人的报酬是以铁片或甘蔗纸制作的「茶筹」，一名拣茶女工每挑拣10 斗茶叶，就能得到纸制茶筹一枚，每完成50 斗，则可换取铁制茶筹，而文裕茶行则采木牌，木牌上书有「弍仙」，也就是两分钱，这等於记录了当时的薪资制度。

现在台北市市定古蹟「台北故事馆」是日本时代富甲一方的茶商陈朝骏的「圆山别庄」，系英国都铎式建筑在台湾极为珍贵的代表作。陈朝骏的上一代很早就落番到印尼爪哇创立「义裕茶行」，卖的是福建的包种茶，其後来台发展，成立「永裕茶行」，经营得有声有色，甚且和李春生的後人李景盛、李延禧父子成立给茶商周转的「新高银行」，一时间因大战而景气颇有起色。由於同情中国革命，陈朝骏的圆山别庄还先後招待过胡汉民、孙中山等。

大抵日本时代，台湾人茶商主销包种、乌龙，而日本人茶商，如当时有「民间总督 」之称的三好德三郎的「辻利茶铺」，主要是进口日本宇治茶，向日本本国输出台湾的乌龙茶、红茶等。辻利茶铺即为今重庆南路一段104 号的星巴克咖啡，建物主体并没有拆除，只是外表被改变了，我每回走过这些茶行遗址，总会想起许多茶余饭後的故事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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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．图－鱼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