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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台湾书店门楼为仿巴洛克式风格，在日治时期更是从重庆南路头一直往总督府方向连续性延伸开来。（鱼夫绘）

1990年以前，如果从忠孝西路往南走向重庆南路，在1段18号会遇见「台湾书店」门市部，这四间宽的红砖建筑，门楼为美丽的仿巴洛克式风格，在日治时期更是连续性地从重庆南路头一直往总督府方向延伸，左右争奇斗艳，彷佛走在欧洲的街道上。

 

1911年台北城历经一场风灾大水，街屋倒塌3,000多间，总督府采纳了台北厅长井村大吉等人的建议，藉此机会进行大规模的市区改正计画，责成野村一郎来统筹所有事宜。野村一郎（1868-1942）於1904年1月18日出任台湾总督府营缮课长，职司全岛建筑事业，并担任总督府厅舍建筑设计审查委员及新建工程工事主任、市区计画委员等，他的经典作品现在仍然看得到，包括襄阳路的「台湾博物馆」（原台湾总督府博物馆）、「台北宾馆」（原台湾总督官邸）等。
 

1912年起，野村着手进行家屋改建设计，当时先确立两大方针：一为制定道路宽度，府後街（现馆前路）较为宽敞，为10.8公尺，府前街（现重庆南路）则为9.3公尺；其次为规划人车分流的「亭仔脚」（骑楼）统一为宽两间（3.3公尺），并率领所有技师、技士日夜绘制街屋工程图，焚膏继晷在半年之内完成。
 

所有工程为避免个别委托营造业者承包造成品质良莠不齐，乃委请「台湾建物会社」与由32名「请负」（包工营造商）会员所组成的「台北土木建筑请负人组合」进行磋商，并解决向台湾银行低利融通贷款周转等问题，最後总计融资74余万圆，兴建家屋233户，成为殖民地都市更新计画之标竿，从此不只台湾各地市区改正计画纷纷仿效，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後，东京的重建更是派人前来取经。
 

80年代初，我在台北念大学时还看得到「台湾书店」，印象中，正面欠缺保养已呈破旧，红砖部分涂着斑驳的水泥，後头的房子改建成现代楼房，亭仔脚堆满杂物，寸步难行，不知她原是情系战前、战後两代学生最大的教科书门市部。
 

台湾书店的前身为日治时期的「总督府台湾书籍株式会社」，隶属总督府文教局，承揽教科书籍编印与发行工作，战後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，先更名为「教科书总批发所」，再改组为「台湾书店」，极盛时期每年印制国民小学教科书约5,000万册。从1949年之後，台湾教科书由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统一编写，这当然不符合民主社会多元化的期待，1994年起，教育部调整教科书政策，逐年将中小学教科书由国立编译馆版本改为民间审定本，许多出版社都来抢食大饼，1996学年度，教科书出版政策全面开放，台湾书店的日子就不好过了，2002年实在经营不下去了，隔年遭裁并而结束营业。
 

整条重庆南路书店街，以台湾书店和新高堂书店（战後的东方出版社）故事最多，所以1989年被政府指定为「重要纪念性建筑」之列，却仍遭拆除，所幸拆除前已完成测绘保存工作，现制作了一副1/50模型与招牌，存於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供人参观，令人不胜唏嘘。
 

 

▲1990年拆除重建的台湾书店在日治时期为总督府台湾书籍株式会社，现为旅社。（鱼夫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