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們的記憶群像，台北城內的同愛與文學— 詩人 羅毓嘉 × 散文作家 謝凱特(台北畫刊109年5月)發佈日期：2020-05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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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婚合法化屆滿一週年的前夕，回首同性相戀的漫漫歷程，文學始終走得很前面。二二八和平公園裡彼此交換的心情；男校的課堂之間，隱晦幽微的日常動心，都早在台灣的「同志文學」分類誕生前，就潛伏在小說、散文等各類文學書寫中。透過文學書寫者羅毓嘉和謝凱特的暢談，彷彿重新梳理了兩人作為寫作者的創作歷程，也看見他們落腳於台北的性別脈絡與文學啟蒙。
遠遠近近的台北關係
宜蘭人，高雄出生、台北長大，是羅毓嘉對自己的座標定位，「我從小都住在台北市很市中心的地方。國、高中階段家住古亭，當時我念建中，我姐念北一女，後來我姐考上台大，我們全家就搬到台大附近。」因為始終生活在他口中「基隆河以南到公館，淡水河以東到信義區」的「台北市蛋黃區」，羅毓嘉的台北記憶和書寫，熱切鮮明更帶點刺激。
他回憶起1999 年升上高中時，城中的氣氛自由，兩廳院是藝術體驗的開端，穿過植物園就能到西門町約會。那時，建中的BBS上剛成立了MOTSS 版（Member of the SameSex），「有超過十屆的畢業學長，都回去註冊帳號，大家就在上面分享生活。」那算是他接觸到的第一個同志社群。而除了線上交流，那時還在校的建中生也會在中午時段，相約校園花圃前或迴廊上聚會聊天。「然後下課後明明要補習，卻去了二二八和平公園約會。」羅毓嘉坦率地大笑著說，從90 年代的最後到21 世紀初，整個台北都是他的約會聖地。而寫作是羅毓嘉梳理自身的方式，從隱晦的性別摸索，到大方書寫生命中幽微的種種，化為線上的文字、紙上的詩句，緩緩道來。
「建中人都很愛去二二八，沒有真的要去補習的意思欸！」一旁聽著的謝凱特冷不防地吐嘈。如果說羅毓嘉代表著某種城中心的明快感，那謝凱特相對寧靜內斂的特質，就更接近他在〈開車進不了臺北城〉一文中，對於城市疏離感的自陳。
作為土生土長的內湖人，比起五光十色的城市風華，他印象中的台北，更多是浸泡在圖書館裡、遙望著基隆河的彼岸，燈火通明。「以前覺得，內湖是邊緣的，台北車站跟西門町才是台北。後來高中念松山高中，那算是我第一次進入台北熱鬧的地方。」謝凱特認真地描述。於是，遊走在地理與心理意義上的雙重邊緣，他似乎更習慣書寫幽微而深邃的情感，「像我在寫《我的蟻人父親》就是很邊緣的，我爸媽是工人，在台北是很邊緣的族群；我是同志，也是某種邊緣。而這些邊緣族群，不斷地探測，試圖想理解對方的心情，那樣很美、又很迂迴的東西，是我在《我的蟻人父親》中所希望呈現的。」
二二八和平公園是羅毓嘉求學時期的約會記憶場域。
文學作為性別的啟蒙途徑
看來一動一靜的兩人相差兩歲，其實座落的時代相去不遠。在性別意識不算普及的青年時光中，身分認同對於細敏的靈魂而言，是個需要費力辯證的長期抗戰。「小時候沒有人告訴我們，喜歡看男生的身體，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。但是當你意識到，別的男生都在看女生，但你看的都是男生，你會覺得自己很奇怪。沒有一個人來告訴我，其實你這樣也是很OK 的。」羅毓嘉解釋。謝凱特也若有所思地接著補充，「那時候的學校其實滿封閉的，所以當我讀到邱妙津，先是《鱷魚手記》，再讀《蒙馬特遺書》，我覺得很安慰，因為有一個人也一直在辯證這種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』的狀態。」而這也正是他心中文學的任務所在⸺給予共感，並且給出一種不同的時代論述。
謝凱特認為，許多的觀念和價值都是被論述出來的，「你怎麼講它，那個年代就會怎麼相信它。我覺得文學就是這樣的一件事，關乎我們如何把一個觀念變得日常、普通化。我覺得拿筆或是說話的人都有某種話語權，擁有闡述以及定義的能力。」時光無法重來，但文學卻可作為一種私密對話的方式，讓人們能藉由詩、散文、電影和戲劇，方方面面地重構同志群像，反覆進行詮釋、表述與深度理解。
而聊起文學作為一種時空的再現，羅毓嘉緩緩地說起自己第一次接觸同志主題作品時的感受，「我高一就看《孽子》，那時候也喜歡去二二八，《孽子》就是在寫新公園（二二八和平公園舊稱）的故事，所以就覺得跟自己很貼近。雖然中間的時空相差了十七、十八年左右（該書出版於1983 年），而且白先勇寫的可能是70 年代末期的故事，實際上我所處的環境可能沒有那麼壓抑，但那個空間就是大家都會分享生活中苦水的地方。」
因為這般穿越時空的共鳴，對羅毓嘉來說，與其把這些作品化約為「台北同志文學」的範疇，還不如好好享受這些歷史場景在文學和現實脈絡中交互參照的樂趣。「文學留下了時代的某個場景，當你進入場景時，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再詮釋這個空間，這是我自己覺得文學的重要意義之一。」他的話已說完，但深刻的感觸還在所有人的腦中緩慢發酵。
從自身出發的書寫體例
有人說，他們在為台北、乃至於台灣的同志書寫，但兩人不約而同淘氣地說，寫作是一種成長的自我紀錄，無關乎他者或是外界的任何標籤，「分類和標籤，或許是方便大眾辨認的指南，但是寫作者在創作的時候，沒有人在想這些啦！我覺得我寫了很多都是成長文學，從學生時代到成為上班族；從失敗的戀愛到長期穩定的關係。一直會經歷很多不同的排列，只是我的基礎身分是建立在我是同志、記者、我媽媽的兒子，所以當然會有一部分是關於『我的戀愛對象是男生』這件事。」羅毓嘉認真地分析，接著又一如往常地開起玩笑說，比起同志文學的分類，自己應該比較適合美女文學，或是人妻文學才對。
文學的議題來自於生活，生活源於人本，或許作者與讀者身處不同時空，然而當場景觸動到生活、成長歷程中相近的某一面，故事便能跨越時空，連結起邊緣的、難以觸及的微小議題。謝凱特補充道，「同志議題出現在文學中的時間可能比我們想像得更早，只是用很隱晦的方式呈現，在向田邦子的作品裡，可能會寫到妻子意識到丈夫和下屬有奇妙的關係；到更後來，我們這些作者，願意直接並且誠實地書寫，我會覺得，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分類，但當這個社會更成熟，我會希望這個標籤越小、越不重要，越好。」因為到頭來，生活在這個城市，無論立基於怎樣的性別基礎，成長與戀愛都是如此尋常。「當然，我希望標籤完全消失的那天可以很早到來。」謝凱特笑著說，「不過，我也想跟台北說：慢慢來沒關係，不需要總是給自己考100 分的壓力。」 像是春日的暖陽一般，兩人暖和地微笑回應。
生命歷程中，有多部作品影響他們至深，如《鱷魚手記》、《天河撩亂》等，是兩人以文學書寫、關注同志族群的啟蒙。
文—Ani Syu．攝影—KRIS KANG
遠遠近近的台北關係
宜蘭人，高雄出生、台北長大，是羅毓嘉對自己的座標定位，「我從小都住在台北市很市中心的地方。國、高中階段家住古亭，當時我念建中，我姐念北一女，後來我姐考上台大，我們全家就搬到台大附近。」因為始終生活在他口中「基隆河以南到公館，淡水河以東到信義區」的「台北市蛋黃區」，羅毓嘉的台北記憶和書寫，熱切鮮明更帶點刺激。
他回憶起1999 年升上高中時，城中的氣氛自由，兩廳院是藝術體驗的開端，穿過植物園就能到西門町約會。那時，建中的BBS上剛成立了MOTSS 版（Member of the SameSex），「有超過十屆的畢業學長，都回去註冊帳號，大家就在上面分享生活。」那算是他接觸到的第一個同志社群。而除了線上交流，那時還在校的建中生也會在中午時段，相約校園花圃前或迴廊上聚會聊天。「然後下課後明明要補習，卻去了二二八和平公園約會。」羅毓嘉坦率地大笑著說，從90 年代的最後到21 世紀初，整個台北都是他的約會聖地。而寫作是羅毓嘉梳理自身的方式，從隱晦的性別摸索，到大方書寫生命中幽微的種種，化為線上的文字、紙上的詩句，緩緩道來。
「建中人都很愛去二二八，沒有真的要去補習的意思欸！」一旁聽著的謝凱特冷不防地吐嘈。如果說羅毓嘉代表著某種城中心的明快感，那謝凱特相對寧靜內斂的特質，就更接近他在〈開車進不了臺北城〉一文中，對於城市疏離感的自陳。
作為土生土長的內湖人，比起五光十色的城市風華，他印象中的台北，更多是浸泡在圖書館裡、遙望著基隆河的彼岸，燈火通明。「以前覺得，內湖是邊緣的，台北車站跟西門町才是台北。後來高中念松山高中，那算是我第一次進入台北熱鬧的地方。」謝凱特認真地描述。於是，遊走在地理與心理意義上的雙重邊緣，他似乎更習慣書寫幽微而深邃的情感，「像我在寫《我的蟻人父親》就是很邊緣的，我爸媽是工人，在台北是很邊緣的族群；我是同志，也是某種邊緣。而這些邊緣族群，不斷地探測，試圖想理解對方的心情，那樣很美、又很迂迴的東西，是我在《我的蟻人父親》中所希望呈現的。」
二二八和平公園是羅毓嘉求學時期的約會記憶場域。文學作為性別的啟蒙途徑
看來一動一靜的兩人相差兩歲，其實座落的時代相去不遠。在性別意識不算普及的青年時光中，身分認同對於細敏的靈魂而言，是個需要費力辯證的長期抗戰。「小時候沒有人告訴我們，喜歡看男生的身體，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。但是當你意識到，別的男生都在看女生，但你看的都是男生，你會覺得自己很奇怪。沒有一個人來告訴我，其實你這樣也是很OK 的。」羅毓嘉解釋。謝凱特也若有所思地接著補充，「那時候的學校其實滿封閉的，所以當我讀到邱妙津，先是《鱷魚手記》，再讀《蒙馬特遺書》，我覺得很安慰，因為有一個人也一直在辯證這種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』的狀態。」而這也正是他心中文學的任務所在⸺給予共感，並且給出一種不同的時代論述。
謝凱特認為，許多的觀念和價值都是被論述出來的，「你怎麼講它，那個年代就會怎麼相信它。我覺得文學就是這樣的一件事，關乎我們如何把一個觀念變得日常、普通化。我覺得拿筆或是說話的人都有某種話語權，擁有闡述以及定義的能力。」時光無法重來，但文學卻可作為一種私密對話的方式，讓人們能藉由詩、散文、電影和戲劇，方方面面地重構同志群像，反覆進行詮釋、表述與深度理解。
而聊起文學作為一種時空的再現，羅毓嘉緩緩地說起自己第一次接觸同志主題作品時的感受，「我高一就看《孽子》，那時候也喜歡去二二八，《孽子》就是在寫新公園（二二八和平公園舊稱）的故事，所以就覺得跟自己很貼近。雖然中間的時空相差了十七、十八年左右（該書出版於1983 年），而且白先勇寫的可能是70 年代末期的故事，實際上我所處的環境可能沒有那麼壓抑，但那個空間就是大家都會分享生活中苦水的地方。」
因為這般穿越時空的共鳴，對羅毓嘉來說，與其把這些作品化約為「台北同志文學」的範疇，還不如好好享受這些歷史場景在文學和現實脈絡中交互參照的樂趣。「文學留下了時代的某個場景，當你進入場景時，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再詮釋這個空間，這是我自己覺得文學的重要意義之一。」他的話已說完，但深刻的感觸還在所有人的腦中緩慢發酵。
從自身出發的書寫體例
有人說，他們在為台北、乃至於台灣的同志書寫，但兩人不約而同淘氣地說，寫作是一種成長的自我紀錄，無關乎他者或是外界的任何標籤，「分類和標籤，或許是方便大眾辨認的指南，但是寫作者在創作的時候，沒有人在想這些啦！我覺得我寫了很多都是成長文學，從學生時代到成為上班族；從失敗的戀愛到長期穩定的關係。一直會經歷很多不同的排列，只是我的基礎身分是建立在我是同志、記者、我媽媽的兒子，所以當然會有一部分是關於『我的戀愛對象是男生』這件事。」羅毓嘉認真地分析，接著又一如往常地開起玩笑說，比起同志文學的分類，自己應該比較適合美女文學，或是人妻文學才對。
文學的議題來自於生活，生活源於人本，或許作者與讀者身處不同時空，然而當場景觸動到生活、成長歷程中相近的某一面，故事便能跨越時空，連結起邊緣的、難以觸及的微小議題。謝凱特補充道，「同志議題出現在文學中的時間可能比我們想像得更早，只是用很隱晦的方式呈現，在向田邦子的作品裡，可能會寫到妻子意識到丈夫和下屬有奇妙的關係；到更後來，我們這些作者，願意直接並且誠實地書寫，我會覺得，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分類，但當這個社會更成熟，我會希望這個標籤越小、越不重要，越好。」因為到頭來，生活在這個城市，無論立基於怎樣的性別基礎，成長與戀愛都是如此尋常。「當然，我希望標籤完全消失的那天可以很早到來。」謝凱特笑著說，「不過，我也想跟台北說：慢慢來沒關係，不需要總是給自己考100 分的壓力。」 像是春日的暖陽一般，兩人暖和地微笑回應。
生命歷程中，有多部作品影響他們至深，如《鱷魚手記》、《天河撩亂》等，是兩人以文學書寫、關注同志族群的啟蒙。 |  |
| 羅毓嘉，詩人，紅樓詩社出身。著有詩集《嬰兒宇宙》、散文集《樂園輿圖》等，曾獲文學獎若干。 | 謝凱特，作家，曾任兒童刊物編輯，說故事志工。著有散文集《我的蟻人父親》、《普通的戀愛》。 |
文—Ani Syu．攝影—KRIS KANG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