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台北写作 流转的作家白先勇(台北画刊107年5月)发布日期：2018-05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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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您曾说过台北是您的书写座标，这座城市给您独特的养分是什麽？
台北这座城市对我很重要，我少年时代从香港移居台湾，经历了那样辗转的沧桑感，台北於我而言，犹如金陵。当我在台北书写，就是「金陵回望」那样的感情，时代不可抗拒、不可挽留且辗转的情感，如此作为写作的「场景」，那样包括历史、文化、一种「Drama」的感觉，影响了我个人的写作。
我写《寂寞的十七岁》时，故事里的杨云峰功课差，人也很别扭，面对自己的性向很旁徨。其实，杨云峰的原型是一个亲戚，但杨云峰内心的孤单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。我内心很害怕，同学都是一夥一夥的，那时候我一下子从香港转到台湾来，这里的衣着、文化，跟我从前完全不一样，语言也是新的。
因此，我在作品中多次引用〈乌衣巷〉（刘禹锡的七言绝句）：「朱雀桥头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」〈乌衣巷〉就是我的心情，千年前，西晋王朝从洛阳东迁至金陵；几十年前，国民政府从金陵（今南京）东迁至台北，世代交替，历史轮回。
我觉得历史上1949年的转变，之於一个国家、一个城市，如翻天覆地一般，铸就了台北的沧桑。我觉得那种沧桑感，是我书写的养分。我想，如果是一座年轻的城市，很难养成这样的情感。
问：如何看文学和台北这座城市的关联性？
我相信这次台北文学季之所以找我代言，多半是因为我着作《台北人》的关系。不过，说真的，「桂林是我原来的地方，台北感情很深，好多亲友在这里，美国住了几十年，有一定的attachment（连结），家在哪里呢？文化才是我的家。」
▲台北之於白先勇，就像是个剧场，而他是生活在里头的人，文化是他的家。（摄影／林炜凯）
只因我自己最青春、美好的记忆都在台北，文学形塑的重要时期也是在此，因此我的写作，无论背景在中国或美国，多半依附的是我在台北生活的场景，这样说的话，我的许多感触在台北发生，又或者流转到台北那样的情感跟随着我。
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，台北算是我的青春首都，也是我写作的精神座标。从以前到现在，台北这座城市曾孕育出许多作家、诗人，许多文学篇章都依循这座城市的时代发展而诞生。
我一再强调的「场景」的重要性，因为，《台北人》这样一部作品，真正重要的，是背後的意义，而不是「此人」。就像《世说新语》这本钜作，承载的是一个时代，而不是这座城市的谁。台北的文学发展，仰赖时代的变迁，与那种历经沧桑的养分有所关联，如此环环相扣，成就了这座城市书写的骨架。
问：文学和文人怎麽透过城市互相孕育？
答：如同我之前说的，一座城市必须有累积，有其历史文化及戏剧性，才能孕育出写作的人。从我自己的时代来讲，当时写作的背景充满禁忌，在戒严时代，很多题目是不能谈的，以致於当时很多作家都透过写作来对抗当时的权威。例如陈映真、王文兴，我们在写作上对应戒严的时空，都「不合乎传统和社会体制」，当时我们这群人，透过写作，寻找一种有别於当时历史的，自由的、新的感受。
像是我写《台北人》以後，里面提到的情节引发军中有一些人批斗这篇作品。像这样的事情，现在不一定会发生。台北这个写作的场景已经转变，所以，未来台北产生的作家，当然也就不一样。
以城市变迁来讲，我觉得现在的台北已经要被重新定义了。现在台北不只经历了1949年、戒严、解严，甚至还经历了政党轮替，时空完全被洗刷。在这种脉络下，我认为现在作家的创作完全是自由的，不受任何拘束，他们在写作当中，没有那麽多历史、那麽多包袱，也因此，未来台北孕育出来的作家，将完全不同。
白先勇 1937年出生於广西桂林。童年在桂林、南京、上海等地度过，1952年自香港移居台湾，插班建国中学，成大水利系、台大外文系毕业。和同为知名作家的同学王文兴於1960年办《现代文学》杂志，1963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修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。1965年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中国语文及文学，1994年自加州大学退休後，专心写作。 |
文／编辑部
摄影／林炜凯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