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稻埕米穀的故事 —— 陳得貴舊宅(台北畫刊108年2月)發佈日期：2019-02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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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大稻埕大米商 折衷主義街屋醒目
本街屋是迪化街鮮見的雙併折衷主義式建築，牆面為黄綠色面磚，立面三樓為圓拱窗，二樓為平窗，最上方正中央有勳章飾以及花草緄邊紋飾，中間嵌入有四方邊框的橢圓綠底白字浮雕，上書日語拼音的IWATAI（怡和泰），非常醒目，兩側欄牆做出曲面，使得平整的表面產生變化，增色不少。
日治時期像陳得貴這般的大米商，在大稻埕具有很重要的角色。臺灣米穀早在清國時代就成為福建的重要調節角色，在郊商（類似今之同業公會組織）裡米郊占有重要地位；日人入臺後，1896年在城內（約今城中區）開闢稻米「試作場」，開始對臺灣稻米進行改良，後來才移至今之大龍峒繼續進行。
1903年由於日本「內地」稻作歉收，乃不得不自臺灣輸日，其後爆發日俄戰爭（1904-1905年），臺灣米的支援角色益形重要。當時經營臺米輸日的米商地位水漲船高，1911年（明治44年），日本東北地方及北海道收穫欠佳，發生糧荒，造成米價騰飛，1912年（大正元年）政府下令由日本全國期貨交易所（取引所）轉運臺灣米糧補其所需，此後又大起大落，1914年（大正3年）米價又跌入低潮，乃廢止臺灣米的定期代用，臺米輸日一度停滯，可是到了1916年，歐戰擴大，先是臺灣米輸往中國運量增加，隔年，日本米價又飆升，臺米又活了起來，當時從事臺、日間米商生意的商家高達256家，諸如三井、瑞泰、和豐、方協豐、金德發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米商，可是如此一來也可能會讓臺灣發生米穀缺乏不足，於是在1919年（大正8年）1月18日以府令第7號規定米穀「移出」許可相關事宜，進行移出管制，但不久日本米價恢復穩定，又於1920年（大正9年）10月1日撤銷移出限制，到了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，臺灣米價再掀高潮，如此暴漲暴跌，1925年總督府轉而運用「米穀法」平抑價格，安定人心。
限縮耕地政策不公 米穀時代糧商抗爭
蓬萊米出現後，改變了過去北米南糖的現象，並且發生史稱「米糖相剋」的衝突。在臺灣有限的良田上，是種米較好？還是種甘蔗製糖較好？1930年代以前，大抵在臺中、臺南兩州的蓬萊米水稻種植面積已達60％左右，臺南州就占了35%，如此迅速擴張，使得蓬萊米作全面侵蝕甘蔗作田；1930年由總督府技師八田與一設計與監造的嘉南大圳完成，水田面積增加，同時也解決乾旱和鹽害，嘉南平原從此也可廣植蓬萊米，同時也有利於甘蔗種植，亦使土地生產力增加，作物收穫量提高，然而蓬萊米在當時其實是經濟作物，用來移出日本用，臺灣人仍以食用在來米為主。另一方面，1934年自殖民地朝鮮移入日本內地的數量預估為850萬石（石為量米單位），臺灣則為400萬石，如此一來，使得日本中央政府不得不祭出「減反案」，試圖限制耕地面積，然而在日本、朝鮮、臺灣三地中，總產量占移出比例高的，減少的稻米耕作面積反而比較高，此方案的分配對臺灣極不公平。
陳得貴所處的時代經營米穀真是高潮迭起，各大米商也多半很活躍。1924年就在大稻埕今建昌街成立正米市場，實施米穀集中交易，而且還有期貨交易，後來又遷移到永樂町，許多米商都在永樂設有據點，最後在日本開始實施限制朝鮮、臺灣米輸出日本後，米商即跨海聯合朝鮮抗爭，成為日治時期最後一波的抗爭社會運動。
文．繪圖．攝影／魚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