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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台北市民生西路的「波丽路」（注1）餐厅用餐，一进门，映入眼帘的是穿着传统白衣黑裤的侍者；点了招牌法国鸭子饭或附鱼松的咖哩饭，端来时是个特制钢材圆饭盒，得一层层掀开摆放才能开始享用。店里播放悠扬的音乐，室内采大胆狂野的设计，那视觉与色彩上的冲击，颇有野兽派的风格；饭後来杯咖啡，附上一小杯奶油和一小盅红糖，这况味，听老一辈的说，是三○年代大稻埕咖啡馆的余韵，只是少了传说中千娇百媚的「女给」（注2）罢了。

 

在日治时期，女给的工作性质是很暧昧的，台湾文学之父赖和曾经写道「咖啡馆确是个好去处，只要有钱」，笔锋一转，又说「嗅嗅女给的胭脂味，才算把空虚填平」，这种欲拒还迎的描写，更增添了後人对当时咖啡店的遐想。
 ▲波丽路的侍者身穿传统的白衣黑裤，保有早期西洋餐厅的氛围。（鱼夫摄）

 

日治时期台湾的カフエー（咖啡）文化，建筑、装潢形式追求「毛断」（摩登），店名要使用日文的片假名，最好也取个英文名字，因此，波丽路餐厅的招牌，早期还用片假名拼音，战後用ㄅㄆㄇ，还得有个英文名叫BOLERO。

 

画家谢里法曾回忆他幼时在战争末期，有一回经过波丽路便吵着要大人带他进去，喝了杯カルピス（可尔必思）才肯离开，那时他印象里的饮料是白的、装潢是灰色调，连大稻埕的街道都是灰蒙蒙的。谢里法1938年出生，进入战时年纪尚小，想必是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，人生是黑白的吧？

 

从相关文献和模糊的老照片来看，最早的一张波丽路黑白照已开始使用国语注音招牌，显然是战後拍摄，整排房子仍是红砖墙，唯独波丽路是白色，墙面则呈现优美几何排列，显得非常突出。
 ▲步入波丽路，彷佛回到似曾相识的那个年代。（鱼夫绘）
 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yCzxr5b-v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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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5年总督府举办「台湾博览会」，咖啡店被视为文明的表徵，还印上了旅游「案内」加以介绍。这些咖啡店有「内地」人也有「本岛」人（台湾人）列名负责，其中1932年由画家杨三郎的兄长杨承基开设的「维特咖啡」，本来是要营造讨论时潮思想的空间，奈何生意做不起来，转型为「有粉味」的场所，原来的主厨廖水来乃另起炉灶，1934年波丽路餐厅应运而生。

 

廖水来本身热爱音乐与艺术，创业之初即请来名画家铃木洋平做室内设计，铃木洋平是台籍抽象画家颜云连的啓蒙老师，当波丽路於1947年变身改装时，铃木洋平便要颜云连接续设计，他运用多元、立体的材料进行创作，洋溢着西班牙风情，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前卫的设计。廖水来更长期支持画坛，从开门纳客起，不但第一代赴日习艺的美术家，诸如廖继春、颜水龙、李梅树、杨三郎、陈澄波、陈清汾、李石樵等，即便稍晚赴日的第二代如陈德旺、张万传、洪瑞麟、陈春德和蓝运登等，也都经常在这里聚会并展出自身作品，直到台展由总督府接手变成「府展」，才逐渐式微。

 

如今在整排杂乱的街屋中，砖造早已改建，画坛盛事也不再，唯独波丽路，整体氛围和西洋料理的味道，还是有Déjà vu──似曾相识之感。

 

注1：文中波「丽」路的丽是遵照店招来写，经与日文专家讨论，这可能是「丽」的日文异体字。

 

注2：日治时期的咖啡馆，大部分有「女给」，本意是日文「女给仕 （ジョキュウ）」的略称，即女性服务员之意。

 

文‧图／鱼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