靜謐下的喧囂歷史—大安森林公園的抗爭場景(台北畫刊108年10月)

發佈日期：2019-10-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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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許規模有別，位於台北精華區域的大安森林公園，仍有紐約中央公園的架式，擔當起「都市之肺」，大片綠地結合四周寬闊的人行空間，讓這座被年輕人暱稱為「安森」的公園，在川流熙攘的街頭，打造出讓人稍事喘息、重新調整腳步的綠洲。

然而，倘若一頁頁翻開大安森林公園的過去，在這平靜外表下，其實曾激盪過無數的對立和喧囂。

如同台北許多可長可久的規畫，大安森林公園也脫胎自日本時期的設計。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，受到德國「都會公園」觀念的影響，官方將公園的設置視為近代化的關鍵工程之一，連帶影響對殖民地都市的構思，從初期的圓山公園、台北新公園開始，日本政府計畫在台北籌設17座大型都會公園，大安森林公園即當時的7號公園預定地，是日人未盡的「公園夢」之一，雖然只完成7座，但也展現了綠化城市的企圖。

多數人大概都難以想像，今日寸土寸金的大安區，在日治時期是地處市郊的農業區，遍布田野和竹林，這也是規畫為公園的原因。戰後國民政府遷台，如何騰出居住空間給一同遷來的國軍眷屬，成為棘手的難題，大安區大片空地遂成為解答之一。隨著部分軍眷安置於此，地景開始改變，即使政府三令五申延續7號公園的規畫，卻始終因為遷移問題而遲遲無法實現。
到了1960年代，民間甚至有就地合法，變更公園用地，改建住宅大樓的主張。市府雖然頂住壓力，但住戶早已落地生根，拆遷補償的費用使興建成本不斷膨脹，在1970年代初就已需要高達6至7億的預算，1980年代又有人主張將這片土地改建成大型體育館，雖然結論仍是維持公園的原議，但動工依舊遙遙無期。

直到1990年黃大洲市長上任，才開始大刀闊斧解決大安森林公園的難題。數十年的延宕，公園的興建面臨艱巨的挑戰，預定地上除了2,000多戶的合法民宅、軍眷村，以及違章住戶，還有類似像台北國際學舍這樣的文教機構。因此，直接影響住戶權益的遷移工作，受到很大的阻力。適巧解嚴之後，人民權利意識抬頭，以「自力救濟」為名走上街頭，已是日常風景，當地居民便以靜坐抗議表達不滿。面對層層阻礙，市府仍堅持既定時程，於1993年青年節局部開園。

正當拚命趕工之際，又爆發另一場風波，預定地上有一尊由大雄精舍樹立的觀音像，出自藝術大師楊英風之手，對於這尊塑像是否留置或遷移，引起各方議論。最終，還是由藝術角度加以解決，讓觀音像以「文化藝術品」留在原址，不得舉行宗教儀式，淡化信仰色彩，觀音像事件才告一段落。工程進行到最後一刻，雖然還有許多未盡之處，終究在時限內如期揭幕。

隨著時間經過，公園逐漸成為台北市不可或缺的綠地。在經歷更多大型活動後，人們也對當年市府的決策有了不同的體悟。比起今日的祥和寧靜，大安森林公園那騷動的過去或許更該被記憶，尤其當類似的情事在都市轉變的過程中反覆上演，「安森」的誕生故事是值得參考的借鏡。

這段過去提醒著，當我們流連於大安森林公園，享受這片難得的城市幽靜時，以這抹鮮綠替身心靈重新充電的同時，切莫把這都市綠洲視為理所當然，認知到公園得來不易，除了更加珍惜現有的美好，也更有替未來爭取綠地的覺悟和決心，讓繁華的台北市能更自由自在地呼吸，成為一座綠色的城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