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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茶事業是推動台灣早期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，日本時代今大稻埕民生西路南北兩側，茶行林立，進入這行業，差可比擬現今之台積電，生意做到全世界，賺進大把銀子。

日本時代所謂的「亭仔腳」其實是公有地，不可隨意堆置物品，或據為己有，但在茶葉上市期間則例外，特允許在騎樓製茶，根據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的《台北市路街史》有一段文字描寫大稻埕忙碌期間的街景：「……每年3 月初至10 月為春、夏、秋茶上市之製茶旺季，通街充滿茶香與花香，使大稻埕成為最香的城市，揀茶婦女往來絡繹於途……各茶館前之亭仔腳，擠滿揀茶婦女，茶箱、茶簳塞滿亭仔腳每一角落，堆積如山……揀茶女工不足時甚而以長竹篙圍追行路婦女加入趕工。」看來日本警察再兇，也必須順應民意、網開一面讓創匯的茶行好做事。

茶行殷賑，後來台北市政府選定「新芳春茶行」作為保存台灣茶文化的重要場所，以「活的茶葉故事館」、「茶文創發展平台」與「以茶會友」三大主軸，為新芳春茶行注入創新、活化的能量。這座茶行氣勢非凡，係一棟三樓高、連續三開間的街屋，縱深三進，因為量體大而有穿心廊及日月雙井的設計。在空間分配上，有別於一般長屋設計，一樓前方為店面，後方為茶葉烘焙與加工廠及倉庫等，二樓係辦公與會客大廳，三樓則是公媽廳及家族起居空間，其中家具、木雕與樓梯扶手皆屬技藝精湛之產品，台北現今保有這種建築者也非常罕見，足資想像當年王家渡海來臺的經營決心。

修復後的新芳春茶行。

新芳春茶行的出現，是因為福建安溪人王芳群，他本來是和人合資經營「芳春茶行」出口茶葉到南洋，可是因為家鄉盜賊橫行，老是被勒索，所以決定舉家移民到日本治下相對治安良好的臺灣，先遣其子王連河買下臺北市日新町貳丁目拾壹番地（今民生西路309 號）兩塊地皮與房產，獨資經營「新芳春茶行」。

從老地圖來看，新芳春的厝邊幾乎全為茶行，如「蟻興記茶行」、「悅記茶行」、「文裕茶行」等，對街還有「大和茶行」，1930年代茶行櫛比鱗次，其中大部分已經消失，只有文裕茶行的舊觀奇蹟般地被保留下來。而文裕茶行「可憐一片無瑕玉，誤落風塵花柳中」，1964 年被改成「杏花閣大酒家」。這裡的地址戰前為臺北市太平町四丁目一番地（今民生西路321 號），老闆名喚林九疇，後傳承給林東輝。

近年來一些私人收藏公諸於世，茶工人的報酬是以鐵片或甘蔗紙製作的「茶籌」，一名揀茶女工每挑揀10 斗茶葉，就能得到紙製茶籌一枚，每完成50 斗，則可換取鐵製茶籌，而文裕茶行則採木牌，木牌上書有「弍仙」，也就是兩分錢，這等於記錄了當時的薪資制度。

現在台北市市定古蹟「台北故事館」是日本時代富甲一方的茶商陳朝駿的「圓山別莊」，係英國都鐸式建築在台灣極為珍貴的代表作。陳朝駿的上一代很早就落番到印尼爪哇創立「義裕茶行」，賣的是福建的包種茶，其後來台發展，成立「永裕茶行」，經營得有聲有色，甚且和李春生的後人李景盛、李延禧父子成立給茶商周轉的「新高銀行」，一時間因大戰而景氣頗有起色。由於同情中國革命，陳朝駿的圓山別莊還先後招待過胡漢民、孫中山等。

大抵日本時代，台灣人茶商主銷包種、烏龍，而日本人茶商，如當時有「民間總督 」之稱的三好德三郎的「辻利茶鋪」，主要是進口日本宇治茶，向日本本國輸出臺灣的烏龍茶、紅茶等。辻利茶鋪即為今重慶南路一段104 號的星巴克咖啡，建物主體並沒有拆除，只是外表被改變了，我每回走過這些茶行遺址，總會想起許多茶餘飯後的故事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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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．圖－魚夫